噩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10)

自戕而死，投入到滚滚的长江之中。朱湘在生命的最后时日里，失业、别家给他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以卖文为生，不得已时还得向旧友求援、告贷，有时竟闹到身无分文，受尽侮辱的地步，使清高的诗人失去了生活的勇气。金筌先生在《他的名字并非写在水上——解诗人朱湘自杀之谜》中指出：“他的那种抑郁寡欢，落落寡合，那种极度自尊又十分自卑，那种恃才傲物又多愁善感的个性，以及最后以29岁的英年自寻绝路，与他同年时代所受不幸的‘情感教育’似乎都不无关系”。
　　以上几位中外作家自杀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抑郁的、自尊且自卑的性格，则是造成这些作家自杀悲剧的共同主观原因，他们并非到了非死不可的地步，主要是丧失了生活的勇气，心灵中有着隐遁于坚强之后的极为脆弱的一面。
　　笔者在病中及病愈后，时常探寻自己患病的原因。在学《心理学》时，对自己的气质进行对自我签定，我认为自己属于抑郁气质的人。
　　前苏联的心理学家研究了不同气质类型的人对待看戏迟到这件事的表现，是很典型的，有趣的。
　　胆汁质的人与剧场把门人争执起来，企图进到自己的座位上去（按规定迟到者应在幕间入场，以免影响别人）。他分辩说，戏院的时钟走快了，他不会影响任何人，打算推开检票员径直跑到自己座位上去。
　　多血质的人立刻会明白，人家不会放他到座位里去，但可以找个机会溜进去。
　　粘液质的人看到不让他进场，就会想到反正第一场不会太精彩，我先去小卖部转转，等到幕间再进去。
　　抑郁质的人说：“我老是不走运，偶尔来看一次戏，就那这样倒霉”。接着就返回家去了。
　　可见，由于性格不同，对于同样一件事情，处理的方法则不同。多血质的人认为是不足挂齿的小事，而抑郁质的人则认为很重要。无怪乎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生活中，在正常情况下，为生活所迫，逼得人生活不下去的情况是极少的。人生最大的恐惧和困难莫过于死亡。按照正常的思维，如果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困难吗？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说，多数自杀者（逃犯及战场上自杀者例外）是属于病态心理，是出自自身对生活的厌倦、恐惧和无望。诚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人们不会为世界性问题投河自尽、开枪自杀或者发疯的”。
　　由于我们的传统文化对精神疾病讳疾忌医，避而不谈，精神疾病的内涵又过窄，人们往往认为精神疾病就是指那些失去理智满街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这样，往往严重影响人们对精神疾病，尤其是对抑郁症的认识和治疗。在我修改这本书稿时，准备采访一位由于抑郁自杀后被抢救过来的人，她却谢绝采访且不承认自己患的是抑郁症。
　　我病愈后，好多人由于不了解抑郁症，问我：“你有病时我们看你去，不还记得吗？”其实，人患抑郁症时，人的思维、情绪体验往往更加深刻，抑郁症患者之所以痛苦就在于“太明白了”。笔者给这种现象起个名字叫“情感过敏”。
　　下面，为进一步说明人在抑郁时的心理状态，摘录几篇国外作家关于记述他们忧郁心理的语录：
　　……我从家里出来，漫步街头，只觉得忧心如焚，于是我回转家去。为什么要回去？为的是回家去忧郁……（肖邦《书信集》1930年）
　　我不知道躲往哪里才能避开忧思，我自己也不知道忧思从何而来……（果戈理致母亲的信，1937）
　　我经常发作这样的忧郁，以致我担心我会跳海。我亲爱的朋友！我厌烦极了……（涅克拉索夫致屠格涅夫的信，1857年）
　　我是那样的郁郁不乐，我的身心郁郁不乐到了可怕的绝望地步，我活不下去了……（爱伦·坡致安妮的信，1848年）
　　我的心灵是那么抑郁，过去还从来没有过。我曾与这种忧郁症的影响作过斗争，结果是白费力气。我真是不幸，却不知道原因何在……（爱伦·坡致肯尼迪的信，1835年）
　　我生活是很不是滋味，觉得烦闷透顶，每天早晨起床时，我都想：倒不如开枪自杀好……（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致潘捷列耶夫的信）
　　加之又如此忧郁，非笔默所形容。我根本不知道何处可以避此劫难，去什么地方寻找精神支持……（果戈理致波戈金的信1840年）
　　世上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人厌恶，都是那么难以忍受……无论生活、讲话、写作……都太无聊了……（列·安德列耶夫，《日记》1919年）
　　我感到疲倦，感到痛苦，痛苦得几乎要从早哭到晚……朋友们的脸，我看了就恼火……晶复一日地谈话，日复一日睡在同一张床上，日复一日地听见自己的声音，日复一日看见镜子里自己的脸……（莫泊桑《在太阳下》1881年）
　　上吊或投河在我看来是良药和解脱。果戈理致普列特涅夫的信，1846年）
　　我累了，人际间的种种关系使我累了，所有的人和我自己所有的愿望折磨得我疲惫不堪。隐居到荒漠中去，或者索性永眠。（瓦·勃留索夫，《日记》，1898年）
　　晚上，只剩下我一个人时，我把绳子藏起来，免得我吊死在自己房间里的梁上。我不再拿着猎枪去打猎了，免得受开枪自杀的诱惑。我觉得我的一生是场愚蠢的闹剧。（列·托尔斯泰《关于我父亲的真相》）
　　以上这些语录是从前苏联作家米·左琴科所著的《日出之前》中摘录的。左琴科青年时代长期患有抑郁症，几近崩溃，后在巴甫洛夫神经反射学说的启发下，对自己30岁前的生活经历逐段分析，终于找出了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恐惧载体，痛疾随之霍然而愈。
　　歌德说：“谁想研究什么活的东西，总是首先把它置于死地”。在我患抑郁症的700多个日子里，我被抑郁症折磨得几乎到了死地，我多次思考着：为什么我会患抑郁症？
　　在传染病流行的地区，处在同等条件下生活的人，有的人患了传染病，有的人则不然，这说明人肌体的免疫力强弱不同；同样受到撞击，有的人骨折了，有的人则躯体完好，这说明人的骨质的优劣之别；同样受到精神刺激，有的人比较坦然，有的人则表现得惊恐不安，这是由于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同。
　　回忆我的青少年时代，尤其是病愈之后，探寻我患病的主观原因，与我的性格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我惊讶地发现，我的孩童时代，以至于青少年时代，甚至是人到中年的时候，我是那样敏感、胆怯、多愁善感、急于求成，尤其是对自己的过失或失误，常常是耿耿于怀，时时自责，下面，摘录几个反映我性格的几个生活片断。
　　校长批评我了
　　7岁，那是我小学一年级放寒假的前一天，我去学校的厕所，因为不愿闻厕所里的臭味，索性到厕所前的榆树篱笆下小便，恰好让校长看到了，批评我为什么随地大小便，并问我是哪个班的。整个假期里我都把这件事放到心上。一次我把这件事和姐姐讲了，姐姐对我说这不算什么错事，再说校长早就忘了。
　　向“中国”开炮
　　小学三年级时，一次和一名叫国生的同学，在水泡子里玩打水仗的游戏，他身上被我的“火力”溅了好多水点，他心生一计，说：“我是中国，你是美国，我们互相开炮”。我不知是计而就范了。他说：“向美国开炮”。说着，向水中发了一发炮弹，我接着喊：“向中国开炮”。也发了一发炮弹，我话音未落，他马上停止了射击，“好，你敢喊向中国开炮，明天我告诉老师”。听他这么说，我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代，小孩子们阶级斗争的弦也绷得很紧。晚上，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和姐姐讲了这件事，姐姐说：“老师如果代你谈这件事，你就如实说是做游戏，老师会正确处理这件事的”。国生仅仅是吓唬我而已，他并没有告诉老师，而我却当作一件很有精神压力的事来寻思。
　　在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中农”
　　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日子，当时我才15岁，“血统论”使我们这些“黑五类”出身的人抬不起头来，每当填表时最怕填“出身”。在某接待站“住宿登记表”的出身栏，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填上了“中农”。填完后好长时间都心里不安，认为自己不诚实。毕竟年龄大了，做完这件事后，没有向任何人说。回想起来，在说谎时，也没敢彻底说谎，因为我毕竟没敢填“贫下中农”啊！
　　仰天痛哭
　　那是我下乡后的第三个年头，也是我家被发配到辽西大凌河下梢一个偏僻小村的第一年，当时我19岁。那时桀骜不驯的大凌河时常涨水，因此，挂锄前父亲来信告诉我要躲开汛期，等到“立秋”后再回家。我回家那天父亲赶了15里旱路，又乘了20公里的汽车，到火车站接我。当距家还有5公里多路时，天就黑了。而且这一段路十分难走，道上全被水淹了，道两边是树林子，不时有野狼出没。我和父亲每人折根树棍，脱下胶鞋，背在肩上，我俩用树棍探着路，一边淌着水艰难地走着，一边警惕地注视着四周，父亲不时地提醒我精神点，跟住他。在路上，父亲对我说：“先挺两年，不要转到这边来，看看形势发展再说，人得要有个挺劲啊”。一天，我运送在凌河边打柴，荒凉的大凌河套上，只有我一个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我躺在柴草上，想到自己在青年点无望的处境，离家的痛苦，家又流落到这穷乡僻壤，我不敢设想将来……想着，想着，竟痛哭失声。
　　我还得作“分母”
　　下乡的第四个年头，那时我20岁。一天晚上，青年点的一位同学约我到邻村看电影。走在路上，他对我说，听说今年又有一批回城指标。听到这个消息我脑袋嗡的一下，抽调回城的消息对有些知青是好事，可是对于我来说，只能是又当一次“分母”。每次知青抽调回城、参军、上大学，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直到我发现裤脚湿了，我才知道我走到水里去了。我对那位同学说，你自己看电影去吧，我没心思去。回到青年点后，又在被窝里独自流泪。在那个年代，不知有多少个夜晚，是流着泪睡着的，又不知有多少次是在睡梦中哭醒的。
　　明天我能开出粮票吗
　　那是在“广阔天地里”发生的一件事，当时21岁，在青年点的食堂担任伙食长。冬闲知青回家时都想带点粮票回家，因为那年我们点来了一大批新下乡的知青，下乡知青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而粮店供应的粗粮都是高粱面很难吃，谁也不愿意要，而粮店为了卖高粱面，不给开粮票。我陷入了两难境地，晚上睡不着觉，觉得这件事不好处理。亚里士多德说得好：“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的思考，并伴随着才华”。我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在生产大队里开张介绍信，写明知青文艺宣传队到外地演出需用粮票，请粮站给予照顾。办法想出后，还是睡不好，就盼天亮把这件事办完。早晨起来到生产大队办公室开了介绍信，到粮站说明“情况”后，粮站同意给我起了粮票。
　　我急于把稿子写完
　　我三十二岁那年，在某工业局任综合秘书。一次局长让我写篇某厂重视企业管理的稿件，接到任务后，即刻与该厂联系采访。当得知这个厂因“让电”而放假三天时，心里特别焦急，特别盼他们上班，好尽快完成采访任务。一个人急于把应做的事做完，不拖拉，本是优点，但是一个人做事过于着急，甚至是当没有做完时吃不好饭，睡不着觉，说不是健康心理了。笔者就属于后者。
　　以上这些都是我生活中经历过的真实的故事，类似的故事还有好多，有的几乎淡忘了。只是在病中，几十次、几百次的“三省吾身”，得出了结论：我抑郁质的天性是我不幸的土壤。
第五章几时心绪浑无事
——抑郁症患者的心理障碍
　　一位哲人说过：“使人自责是最严厉的惩罚”。
　　“自责”，《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自己责备自己。如沉痛自责”。
　　《心理学词典》对“自责”的解释是：“犯罪心理学用语。属于一种病态的抑郁症，这种人自己控告自己犯罪，常常是纯粹虚假的、想象的，不能以此判定情节和过失程度”。
　　“自责”是抑郁症患者的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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