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18)

帮助》。在文章的结尾，我深有感触地写道：
　　帮助，是锦上添花，它鼓舞人从成功走向成功；帮助，更是雪中送炭，它使人在困境中获得力量，摆脱失败而失向成功。
　　一个发自内心真诚帮助他人的人，是正直、善良、热情、向上的人；一个得到他人帮助并能正确对待帮助的人，是清醒、谦虚、明智、幸福的人。
　　愿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多些帮助，多些友爱。
　　12月1日，是我病愈后1个月零6天的日子，我上班了。上班那天，在单位门前看到好多同事，大家热情地和我握手，祝贺我康复。和同事们见面时，十分自然，像出差归来一样，没有一点矜持之感。
　　上班的当天，单位的两位领导共同和我谈了话，谈话的内容都是针对我患病的直接诱因而进行疏导式的谈话，安排我还做原来的工作。上班后头两个星期，没有安排我做具体工作，第三个星期，领导看我一切正常，便安排我写当年的工作总结。我用一天收集情况，第二天起草，第三天边抄边改。完成了这篇“工作总结”后，我又进一步增加了自信。在这之前，病愈后的不几天，一次在公园散步，碰到一位老同志，她关切地问我患病的情况，并询问我还能写稿吗？我当时自信地说：“还能。”她又说：“上班后换换工作吧，写稿子太累脑子了”。其实，自信心的恢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即是抑郁症的痊愈，病愈又何须调换工作。
　　上班后，我陆续地回访在病中看望过我的同事、同学和朋友。回访时很自然地谈及此病，好几位朋友谈及他们知道的类似的病例，其中有些人因为亲人没有认识到是“病”，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对于我患此病竟在一夜之间痊愈，人们感到惊讶，我自己也感到神秘，于是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动机。我尽最大努力，采访了我所知道的抑郁症的病例，从中总结到：如果在患病初期，做到及时发现、保护和治疗，都会痊愈的，而且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很快好转的。
　　患者A，男，某中学副校长，患病时年龄在50多岁。他是我第一个采访的，我是在医院看病时，向医生诉说病情时，身边有两位教师，说我的症状和他们校长的症状一样，也不愿见人，自卑，甚至不愿意活着，也不愿来看病，她们是来给校长开安眠药的。在病中，我在自我判断是否有病时，曾用这位校长的病全推理，我感到自己无能可能是真的无能，那位校长也感到自己无能，如果真的无能，能当校长吗？也许感到“自己无能”本身就是“病”。
　　我找到了这位副校长，他向我诉说了患病的过程。他是由于“杞人忧天”而患病的。
　　问；“X校长，您患病有多长时间？”
　　答：“大约有7个多月”。
　　问：“这期间您是休病假呢还是在上班？”
　　答：“我在坚持上班”。
　　问：“您有没有自杀动机？”
　　答：“我没有想到自杀，但觉得'活着'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有不愿意活、不如死了好的想法”。
　　问：“您患病的直接诱因是什么？”
　　答：“那时孩子即将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分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不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忧郁，使我睡眠不好，心情不好，什么事也不愿意做”。
　　问：“您的病是怎样好的？”
　　答：“我的心情不好、失眠只是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我的孩子毕业分配也比较理想，也没有用我操心，不知不觉我的心情也好了”。
　　根据我掌握的抑郁症知识，我判定这位副校长所患的是“伪装抑郁症”。吴爱林先生在《伪装忧郁症》一文中是这样分析此症的：
　　“伪装忧郁，亦就是潜忧郁，远远多于典型忧郁。伪装也好，潜亦罢，都是人在健康阶段抵抗心理压力的表现。伪装忧郁症是典型忧郁症的前奏，症状虽然小巫见大巫，但毕竟有自己的特征与界限”。
　　“有沉重的难受感，脑袋痛，胸闷腹胀，便秘，掉头发。觉得喉咙有一团东西，头晕目眩，呼吸时偶尔有憋闷感。情绪暴躁，想发泄吵骂，这就是伪装忧郁症的清单”。
　　“疼痛，也是它在典型征兆。疼痛往往伴随无名的不安与紧张，可以在身体任何部位发生，通常是天亮时分加剧，有时疼痛部位也会不定向转移。患者很难形容这些疼痛，很难转述受折磨时的具体状况，然而它又与普通身体疾病有明显区别。患者怨诉 ‘跳痛'、‘窒息'、‘胸闷'、‘闹心'、‘咕嘟响'。伪装忧郁尤为引起注意的是口腔：口干，舌头上起黏液、刺痒、疼痛等等不少与口腔病融会在一起的症状，甚至连医生也很难确诊。患者一口咬定也是牙痛，请大夫拔掉！不是一颗，两颗，而是全拔，一颗不剩。这就是伪装忧郁症！”
　　“上述症状隐隐约约，忽轻忽重地由几小时拖长到几天，几个月。由于没有意识到潜忧郁，有时还以为是别的病，什么更年期呀，什么过于劳累呀，营养不良等等。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它的有些症状确实与别的病症吻合，比如失重感，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前漆黑”。
　　吴爱林先生对伪装忧郁症的主要症状概括如下：
　　1．务必具备忧郁压抑的症状，不能像以前那样从生活中得到满足与乐趣。很难与周围人相处，喜孤独。工作能力、积极性亦低，办事、做决定很困难，犹豫不决。
　　2．常抱怨身体欠佳、不舒服，某部位疼痛，疼痛形式各种各样，无法具体转述疼痛的特点。没有原因的疼痛加上诸忧郁症特点。
　　3．失眠、少觉，早早就醒来，食欲亦低，渐渐消瘦。在21-40岁期间，女子经期循环不准，男子性欲减退。
　　4．情绪经常夜间波动，白天渐好转。
　　5．周期性的、骤然出现，骤然消瘦的身体，心理功能紊乱。亦可能是季节性的，多半在春秋两季。
　　相对于“潜抑郁”和“典型抑郁症”（本书叙述的抑郁症即典型抑郁症），还有假抑郁。“潜抑郁”是问题没来自己先设计问题，与典型抑郁的区别是无自杀动机。假抑郁也有抑郁症的症状，但随着问题的解决，抑郁的心情也随之而消除。
　　患者B，B，北京某大学学生。患病时间约半年左右。经某心理卫生医院住院治疗痊愈。该人在中学时系高材生，考入了北京的某大学，在她所在地区可以说是风毛麟角。然而在她进入高等学府后，在她企盼已久的大学梦实现后，她开始考虑在这莘莘学子、人才济济的高等学府，自己是否还能名列前茅？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便患了抑郁症。这在一般人来说不好理解的。弗拉赫博士指出：“成功就是风险”。”抑郁症被称为'成功病'。”
　　彼得氏法则（该法则是由经济学家彼得·劳伦斯提出而得名）认为，许多人晋升的岗位超越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之后，他们便稳定不变地维持在“不能胜任”这一水平上。对这个观点还另有一种看法：提升本身能导致抑郁，而这抑郁，常被当作能力衰退。当一个人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时，他患抑郁症的风险骤然上升。
　　成功时常带来重大的变化--社会、经济以至地位的变化，加上更大的责任与外界压力。许多人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获得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样一来就开始倒退，使成功的事业逐渐衰败，最后完全毁掉。对所有的人来说，生活中一个重大目标的实现，会激发起对个人价值与方向的重新评价。
　　她患了抑郁症后，不得不中途回家养病。经过三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她病愈了。当笔者去采访她者，她对我说：“在病中，有好个人讲了你的病例，鼓励我战胜疾病”。
　　我问她：“你是怎样好转的，你能确切记住是哪一天吗？”
　　“我是在不知不觉中好转的”。她回答说，“我感到什么事也没有了，我忧虑的那些事根本不存在，或者相距很远，也许在我的生活中永远不会发生”。
　　患者C，男，某企业会计师，20年前患老家抑郁症。曾实施过自杀行为，撞墙晕倒后被抢救过来。他在“文革”中受到一些挫折，“文革”后的第一次调整工资由一某些原因没有调上，他思前想后，“文革”期间自己不得志，可以归罪到自己先天的政治环境不好，现在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了，最后归结到处理人际关系的无能，进而又全面否定自己的能力、自卑、自责，他患了抑郁症。由于妻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家中没人看护他。其姐姐把他接到山东半岛，在那里经过一年多的疗养和治疗，也是在一个早晨醒来后觉得自己病愈。20多年来，他一直保持健康的心理，充满了自信。他对笔者说：“现在我成熟多了，别说一级工资，就是七级八级我也不在乎，现在我代了二三家企业的账”。
　　如果有条件，使患者离开诱发他抑郁的环境，对治疗和康复是有利的，同时也有利于其家人的身心健康。下面，笔者引证弗拉赫医生的两段论述，供读者借鉴：
　　“人们受外界影响有难易程度千差万别，有些人对周围发生的事高度敏感，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对敏感的人来说，环境对情绪有很大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可能经常地印证他们健康的自尊意识，允许他们表白自己的感情，向他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氛围。反之，有些人的周围环境不支持个人的自我，妨碍人们的自立，不断挑起敌意却同时阻止它释放，诱发不必要的负罪感，引起人们的孤独与被冷落感。这样的环境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它使大部分置身其中的人罹患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传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疗抑郁症人的医生护士在一天结束、离开工作岗位时，时常感到筋疲力尽，毫无意义。在上班的几个小时里，病人诉说自己的不幸，抵制医生的肯定与鼓励，顽固拒绝与他人交际，不愿参加娱乐活动。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病人包围之中，医务人员觉得自己也染上了他们接触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感。即使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并意识到患者中的许多人最终能得到治愈，这样的情形也很常见”。可见，换个环境对抑郁症患者何其重要。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由于负罪感涉及自尊心的丧失，因此它能够引起抑郁，而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抑郁而倍感愧疚。负罪感的产生又与民族文化的形成，个体的文化观念相联系的。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就含有负罪感产生的土壤。圣人们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曾告诫国人“吾日三省吾身”。那些文过饰非，从不做自我批评的人，很少产生负罪心理。在西欧和美国的文化中，把否定自我作为一种美德。某著名教授在访问西欧六国归来后发表一篇观感，他说，西欧的学者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认为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证明自己进步了。弗拉赫博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指出：“在西欧与美国，丧失性欲及负罪感是抑郁症的常见特征，而在许多非洲国家正好相反，那里的文化中奇特地缺少负罪的成分。”
　　“非洲精神病专爱兰博认为，造成定差异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与非洲国家文化对立的道德教育方面的特殊性”。
　　“许多非洲国家的价值观念系统鼓励人们将错误投身到他人或恶神恶上。当事情办糟时，怒气被引向外界；面临同样的问题，西方人可能因负罪感而产生一种能引起抑郁的精神压力，而非洲文化的成员则可能以暴力或攻击性的狂怒来针对现实的或假想的不幸之源”。
　　“负罪感是抑郁的主要因素--无论其原因或结果。负罪感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一位做过医生的领导来看我时说：“不必自责，吾日三省吾身大可不必”。一切事物往往都具有两重性，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负罪感也具有两重性，心理学家指出：负罪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机制，使人免于陷入对自身、对他人都有害的行为中去。
　　患者D，女，大专文化，某企业办公室主任。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处理前几任领导的关系上感到很棘手，并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有替罪羊之感，产生了思想压力，患了抑郁症，产生过自杀动机。晚上，她曾揣着绳子到树下徘徊过，但没有实施自杀行为。患病约有三个多月，一直坚持上班。
　　一次，她给孩子做晚饭，在面条里放上一些辣椒，孩子不高兴地说：“妈，不要以为你爱吃辣的别人也都爱吃”。说完，孩子饭也没听就到校上晚自习去了。本来她就心情不好，看到孩子饭也没吃就走了，心情更加难过。她关上灯，躺在床上默默地掉泪，朦胧中觉得孩子就在床前，孩子抚摩她的脸说：“妈，你哭了，我上一会自习就回了，我不应该若您生气&rdqu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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