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20)

以强迫人们打破这道防线的变故或事件，无论何种原因，都会带来痛苦。体验过一场急性抑郁症，不仅能使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人更加完美'。'它能使患者在抑郁症治愈之后有机会变得更有人情味，更敏感，更具有创新精神，效率更高'。”
　　“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失望，当我们在生活的道路上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时，'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景就不远了，记住，希望与我们同在！”
　　在尔后的《赞美回忆》这篇散文中，我是这样认识抑郁症的：“我每每回忆起三年自然灾害吃糠咽菜的童年；'文革'时期的血雨胜风备受歧视的学生时代；上山下乡八年蹉跎岁月的无奈；五年自学之路的艰辛；七百二十个日子抑郁症的折磨，都感慨万千，尽管生活之路充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然而，我们走过来了，能走过来就是成功者”。抑郁症患者的转化机遇主要是经过内省，打消自卑心理而产生的自信心，非比寻常的高度自信心。
　　“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有个惊奇的发现，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十分痛苦的事情，甚至使你痛不欲生，现在看来淡多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这样痛苦实在大可不必。甚至会有一种因祸得福的感觉。挫折会使你聪明，挫折会使你成熟”。
　　病愈后，我沿着内省法的轨迹寻觅，探索是什么原因使我大彻大悟，在内省中我认识到我经过一次，不，而是近两年的时间我面对“生与死”的思考。抑郁，使我提前面对“生与死”，去思考“生与死”的意义。我认真地回忆自己的“生”，也多次思考过“死”。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我曾进入了如何对待“死”，如何去“死”的角色。我闯过了“生与死”，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关”。诚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说：未经理性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经历了这场抑郁之后，可以说我经受了一次人生的洗礼，我又拥有了一份财富：这就是对人生加倍的珍惜和深刻的思考，我又拥有了一次人生。王书灵先生在《女性自杀问题窥探》一文中讲了例“还阳者”的感受：
　　这是一位因婚姻不幸两次自杀得救的女性。她贤慧、聪颖、正直、漂亮，只因那有生以来，没见过面的父亲解放前夕飞到了台湾，对她半辈生活投下浓重的阴影。她的第一次婚姻是“强迫型”，第二次婚姻是“欺骗型”，两次婚姻都同她的身世有关。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爬上了铁轨，是一位素不相识的过路大姐把她从车轮下拉出来。另一次是正要喝“敌敌畏”时，被人敲开了门。第二天，她从报纸上找到一条出路，一则招收尼姑的启事促使她投身佛门。经过了辗转和曲折之后，她又回到了红尘，当上了一家工厂的“先进生产者”，以后又结了婚，而且很幸福。她深有感触地道出自身的体验：“生需要一生的勇气，死只需要一时的冲动。活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在自己认为无路可走的时候，其实还有许多条路”。
　　经历了“生与死”这一关，对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大彻大悟，所以人们常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种“福”可能是来源于当事人对人生新的认识吧。当然，更是来源于自己已从心胸偏窄中跳了出来，变得豁达大度，已把名利看得淡泊，更趋向于顺其自然，不做无谓的抗争。
　　在常人看来，“生”的意义是不言而哈的，“死”的意义是消极的，是恐惧的。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人的最基本、最深层的本能。对死亡的恐惧，才使人们热爱生命。所以，只有“死”才显其“生”更有意义，如果无“死”，那么“生”的意义几乎不存在了；只有有“死”，人们才更珍惜人生。从这个角度看，“死”对于人生又有了积极的意义。
　　人们都知道死，也都知道自己也有一定会死的。客观地讲，尽管人知道自己也一定会死，对于一个正常死亡的人，或可预知自己死亡的人一生中只能体验一次临将死亡时的心态。那么，非正常死亡的人，他的一生中就没有对临近死亡的心态的体验。然而，患过急性抑郁症的人，却比他人多上了一次“生与死”的课，多了一次关于“生与死”身临其境的体验。
　　常言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在将死时，“死亡”的刺激会促使人产生一种大彻大悟的感觉。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思想界就出现了以孟子为代表的“性本善”和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本恶”的争论。两千多年这两种观点争论不休。某届大学生辩论会也以此为题进行激烈的辩论。笔者认为应该把两种观点综合起来，针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随着社会的进化，人的自然属性在人的社会性面前已是十分软弱无力了。换言之，人也不能脱脑社会去表现他的自然属性。所以，先哲为“人”所确定的概念为“人即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对于我们平凡的百姓，应珍惜我们“平淡”的人生。在和朋友们侃大山时，我曾说过，失去的昨天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失去的昨天不会再来了，憧憬的明天之所以美好，是因为明天加进了你的想像色彩。等到了明天，你才恍然大悟，原来也是这样“平谈”。我有一个小朋友，向我诉说他失恋后极其痛苦的心情。我说，你大可不必，她其实没有那么好，是你把她想像得太好了，这在心理学上叫“晕轮效应”。你没有和她结婚呢，如果结婚后也许你还会提出离婚呢。笔者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司法助理，就发现再婚的家庭离婚率更高。曾有一位当事人接到离婚调解书后感慨地说，原来我追求的是一个五光十色的肥皂泡啊。所以，人应该适应“平淡”，从“平淡”中挖掘幸福，从而珍惜平谈中寓含的幸福。客观地确定自己对人生“期望值”，切忌偏高。所以有人说：“在选择配偶时，不要挑选最好的，要挑选最对的。”
　　人，往往存在的东西不知道珍惜，而一旦失去了才觉得宝贵。这是一种近于残酷的悲哀，曾演绎过多少人生的悲剧。为了不再追悔失去的昨天，使憧憬的明天更加现实，也为了使明天尽可能减少些遗憾，多一些美好，让我们珍惜今天吧！珍惜今天的健康，今天的家庭，今天的工作乃至今天的痛苦，今天的一切……
　　在病中，我曾多次默诵过《红楼梦》中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在有些人看来，这首歌表现了浓重的、消极的虚无主义色彩。我认为除了把姣妻看作男人的私有财产这一封建观念外，这首歌表达了一首豁达的人生态度。多少惊涛拍岸、威武悲壮的故事，都付后人的谈笑中。人可以有追求，去实现自我价值，但不要强求，不要把名利看得过重。
　　抑郁症患者战胜了自我，闯过了“生与死”这一关后，他获得了新生，他有了两次诞生。第一次诞生，是人人都有的，是离开了母体。降临人世；第二次诞生是抑郁症的痊愈，是心灵的新生。他在获得第二诞生后，将用新的视觉观察人生，用新的思维思考人生。他比常人多拥有了一次人生。
　　急性抑郁症给患者提供了一次“变化的机遇”。“急性抑郁症是一次真正的机遇，使患者能解除长期的、未意识到的慢性抑郁症，它潜伏多年，一直起破坏作用”。（弗拉德里希·弗拉赫《神秘的潜力--论抑郁》）
　　在我考入公务后一年后，在我期待已久的调转工作完成后，抑郁症急性发作。病愈后，我才发现在急性抑郁症发作前，我已患了较长时间的慢性抑郁症（也称潜忧郁）。心情抑郁，易怒，犹豫不决，焦虑，缺少主见，缺少必要的冷静，做事对消极因素考虑过多，惧怕失误，过分注意个人得失。那时自己曾说过，我这个人忧患意识较强。实质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理不够健康。
　　是什么原因影响我的心理健康呢？笔者在第四章中分析了自己的抑郁气质是患抑郁症的土壤。那么，我不健康的心理的幼牙可以追溯到我的青少年时代。徐斌先生在《社会支持的心理效应》一文中指出：“有些研究表明，凡是具有自信心而能熟练应对应激环境，并在面对挑战时保持清醒头脑而正常操作的人，多数具有一个温暖、和谐、安全、幸福的童年。对宇航员的心理学研究指出，那结自信、适应能力强的人，都来自能为他们提供社会支持的家庭。另一个对模范的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与其他飞行员相比的研究中发现，他们在童年期有较多时间与其父亲共同活动，如钓鱼、制造用具等”。
　　我回忆我的少年时代、青年时代，我恍然大悟，发现多年来，我一直是在动荡的、压抑的、无望的情绪下生活的。
　　电影《牧马人》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在宾馆里，许灵钧在阅读《人民日报》，其父看到后说，我发现大陆人很爱读《人民日报》，关心国家大事。许灵钧接着说，在我们这里，国与家是分不开的。当我听到这段对话，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部电影，我看了三遍。看后几天，清晨醒时，每每回忆影片中的情节，泪水多次浸湿了枕巾。是啊，这些年国运和家运是紧紧相连啊。国家动乱，我家遭殃；国家兴旺，我家平安。
　　我从记事起，就有这种感觉：我好像背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道路上艰难地行进着，在电视剧《蹉跎岁月》上映后，曾和我一起插队的一位知青朋友在看该剧时，边看边同他妻子说：“这个柯毕舟和我们青年点小侯一模一样”。
　　现在我所居住这座小城，在我22岁前，我的家是“三进山城”。在我三岁时，由于父亲工作调动，我家从阜新的乡下搬入小城，全家仅靠父亲一人的微薄工资生活，还要不时寄钱给乡下的祖父。俗话说伤心莫过于无房。在第一次搬进小城的四年间，就搬了三次家。这些困难对于“草民”不算什么，平安即福，老百姓期望值并不高，然而，就这样低层次的要求也很难达到。
　　“文革”及“文革”前那段时期，中年以上年龄的人都比较清楚，在那年年代，家庭出身即决定本人命运，由于出身关系，父亲总是少言寡语，勤谨工作。如今的年轻父母对孩子期望值都很高，每当我看到这些父母对孩子进行望子成龙的教育时，都不胜感慨。我在念书时，父亲很少对我们几个孩子进行努力学习、将来考大学、做个有出息的人的教育，反而告诉我们，不要总想有出息，七亿人口（当时我们国家是七亿人口）有几个有出息的。1957年“反右”后，有个干部家属下放农村的运动。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人离开小城，回到原籍乡下。当时我才6岁，我问父亲：“为什么别人家不走，偏偏我们走？”“不要问了，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父亲不愿意和我多说。
　　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我第一次觉得我是“另册”中的人。
　　在偏僻的农村，我接受了启蒙教育，上学时不满七周岁，刚上学半年，我就患了一场病，半年后才上学，所以我的汉语拼音没有学好，直到1978年准备高考时，我才把拼音彻底地自学一遍。
　　乡间两年的童年生活，有三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上语文课，老师讲到北京天安门，讲到天安门前的柏油马路，在那个穷乡僻壤，别说是柏油马路，就是电灯、电影同学们也没见过。老师让我进一讲柏油马路是什么样的。下雨天，乡间的土路十分泥泞，给我的印象很深。于是我说：“柏油马路就是下雨天光脚走在上面不沾泥”。同学们十分羡慕我走过这样的马路。
　　在乡间，我上学的年龄是较小的，个子又矮，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到人民公社去劳动。那是刚上二年级不久，一次学生们去捡地，班主任吴老师为了照顾我，把我留下扫地，由于那天劳动的地方距我们家所在的村较近，同学们捡完地就直接回家了。这时老师对我说：“别着急，老师送你回家”。老师送我四里多路，还差一里多路时，从后面赶上来一位老乡，老师委托他把我送回家。秋天天黑得早，我估计吴老师到家时会天黑的。那时，我们的吴老师她才20多岁，路上她会害怕吗？分手时，我不时回头望她那渐渐

(责任编辑：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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